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杰西·鲍尔(1978-)是美国小说家和诗人。他早年专注于诗歌创作。2008年开始发表小说。2015年获全国自杀治愈图书奖。为什么以及如何计划火灾

译者:钱进

版本:中信大方|中信出版社2019年4月《自杀疗伤》

译者:申会

版本:中信大方|杰西鲍尔简笔画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。露西娅，一个高中女生，用她父亲的打火机加入了纵火俱乐部。她写了一本小册子，告诉人们如何放火，如何寻找目标，如何释放愤怒和打火机微不足道的光芒；一个叫克莱门特的人去村子里寻求帮助。他无法忍受生活的痛苦。于是在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村子里，督察帮他确定了自己的幸福，不停地改名字，忘记了自己，从而塑造了一个更加完美的人。这是杰西·鲍尔小说的内容。

为什么和如何计划火灾和自杀治疗有讽刺的想法。露西亚的放火欲望看似邪恶，实则是与操纵社会的有钱阶级对抗。她想证明，在一个希特勒存在的世界里，剩下的真实生活并不是微不足道的。《自杀疗伤》中的村庄看似帮助一个人进入幸福的生活，但代价是这个人不得不放弃所有的主动。

杰西·鲍尔揭穿了这个充满谎言和幻想的世界。他用想象之矛把现实捅到了另一个纬度。在他的作品中，主人公总是表现出改变现状、超越当下生活的欲望，但结果总是以虚无告终，更大的东西压制了他们的人生选择。个人梦想的来源，制造谎言的社会机器，人物的行动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人情绪的反馈，都构筑了鲍尔小说的幻想魅力，让人在阅读的快感中反思现实。

面对谎言和梦想

新京报:你在创作课上说你教的是“说谎、做梦、走路”。说一个漂亮的谎言能算文采吗？

杰西·鲍尔(以下简称鲍尔):本课程的目的是证明人类之间的互动比简单的真假二分法复杂得多。比如有道德有绅士风度的人，总是喜欢说假话，这样就不用给对方注入太多感情。每个人对现实的感知都和别人不一样。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其实是抛出了现实的、有争议的观点。以欺骗为目的说话只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，一个谎言，可能是善意的，也可能是残忍恶毒的。

新京报:今天有哪些摆脱谎言，走向真相的方法？

鲍尔: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所有人、人类、动物和植物都要有耐心、有爱心、温柔和认真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认为人类有能力将自己与世界分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——当然，从精神层面来说，人可能与世界分离。但事实是，我们总是嵌入在这个世界的场景中，我们必须关注这个场景。我们人类的处境比以前更糟糕，因为我们比以前更强大(现在我们正在毁灭地球)。但是对于个人来说，做一个好人总是很难的。人家也希望难，不然不值得得到。

新京报:“做梦”和“散步”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？

鲍尔:当我被要求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教书时，我以为我可能会教写作技巧，但这实际上是不合理的，因为写作技巧——这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学的东西。所以我选择尝试创作其他课程，让学生更生动地感知身边的世界。显然，如果你不真正参与和感知这个世界，你就无法产生有趣的想法。

新京报:课外自由写作时间怎么安排？

鲍尔:我通常的做法是把写作当成即兴表演。我将在一周内写完一份手稿。那种感觉就像是有话主动跟我说，但我只是从脑子里抄来的。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，我会做一些能让我的生活快乐的事情:散步、玩围棋、做饭、冥想、和我的狗呆在一起、清晰地做梦、阅读、画画等等。

新京报:做梦清楚？大多数人都沉浸在梦里。

鲍尔:做清晰的梦就是意识到自己在做梦。这个大家都可以学。

新京报:你总是写得很快。《自杀治疗》花了六天时间，《为什么和如何计划火灾》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以这样的写作速度，你怎么确定自己的作品能达到预期？如果只是一些失败仓促的写作练习呢？

鲍尔:当你的工作发自内心时，它不会失败。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是否是另一个人想要的并不重要。当然，我也有可能写出美国出版商认为卖不好的东西。但一本书能否成为巨著，并不取决于时代的观点。一本书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它能像针一样刺入人心。有时候对于一本书来说，它的读者还没有诞生。

新京报:书中有一个“纵火俱乐部”，人们“受够了富人和私有财产，想烧掉一切”。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？

鲍尔:我不知道！是我笔里的。

新京报:所以你永远不会提前定什么？

鲍尔:从来没有——我必须感到惊讶。

人类的同理心是一个伪命题

新京报:你非常善于在故事中引入新的维度，打破读者对现实的常规认知。所以，你是不是一直希望读者看完你的书后会很迷茫很迷茫？

鲍尔:不，当然不是。但我觉得如果一本书的作者告诉你如何去感受，那就是伪作。当读者阅读一本书时，他们的责任是知道他们对书中的情况有什么感觉，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，最后，在书籍的帮助下，知道他们真正是谁。当一本书告诉你有一种安全无害的方式来谈论这一切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。一本好书应该会改变你。在生活中，想要真正得到有价值的东西，就要经历一些波折。

新京报:你关心的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。如何看待庞德、乔伊斯、艾略特这类迂腐的作家？

鲍尔:我非常喜欢这些作家。我喜欢他们工作的一点是，他们雄心勃勃。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像dna螺旋一样紧密相连，缺一不可。如今，有太多的作品缺乏深刻的反思——它们没有试图改变感觉和认知的本质。想想看:一天早上，你醒来后。要不要看不到世界的热心肠就上床？如果你想实现它——你必须更加努力；你一定要找到最精彩最难的书。你不能只是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，你还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。

新京报:2017年，你在《洛杉矶时报》上发表了《每个人都应该每十年进一次监狱》。是什么让你写这篇文章如此愤怒？

鲍尔: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愤怒的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与乔纳森·斯威夫特的温和提议相似。美国人不喜欢想我们国家有多少人坐牢，所以我想让他们多想想。作为一个社会，我们必须改变。生活对很多人来说都很艰难。

新京报:你认为人类的同理心在本世纪正在恶化吗？

鲍尔:他们说，从统计学上来说，今天的人类彼此更加友好，生活比过去更容易，尤其是对女性而言。但是，我觉得相对于我们做好事的能力，今天人们交出的实际答案是一塌糊涂。例如，我们显然有能力养活世界上的每个人，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衣服...现在这是可能的，但是由于某种原因，我们没有做到。我们有实力为世界上的每个人提供医疗保健，但我们也没有做到。相反，我们允许一小撮人以残忍和冷血的方式操纵全球事务。我希望这种情况会改变，但我真的不相信会发生。

另一方面，你说的“人类同理心”这个主题在很多方面并不存在。例如，在一个人的生活中，在你的生活中——你和你认识的人以及你即将遇到的陌生人呆在一个房间里。在这种情况下你打算怎么对付他们？你能有多好？这些可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。

新京报:你的小说里会有一种反乌托邦色彩——不介意我这样描述吧？

鲍尔:这种分类帮助人们在书店找到这本书，但真正的书本身就像羚羊。如果我把一只羚羊叫做反乌托邦羚羊，并不代表什么。

新京报:听起来像格特鲁德·斯坦写的——“玫瑰就是玫瑰，玫瑰就是玫瑰”。

鲍尔:哈，没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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